从台湾的政治生态看“公投”
<p align="center"><strong><font size="5">从台湾的政治生态看“公投”</font></strong></p><p align="center">陈正统 陈明辉</p>
<p></p>
<p> 2004年台湾“3·20”的“总统大选”，眼下在台湾岛内已是紧锣密鼓、高潮迭起，蓝、绿彼此有步骤、有计划地施放袭击对方的“秘密武器”，不可不谓险象丛生。国际上也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台湾的“选举”，美国、日本不断地予以“关注”。祖国大陆的同胞们也都前所未有地关注着这场“选举”。其实去猜、“押”谁输谁赢意义并不大，蓝、绿对两 岸关系的看法已经在趋同，正如台湾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无党籍“立法委员”陈文茜指出的：不管是连、宋上或是扁、吕上，两岸都有冲突，只是“非主权性冲突”或“主权性冲突”。或许陈文茜的看法是“言重了”，但是我们更有必要的是把握台湾的政治生态，一旦了解了台湾的政治生态，就能透过台湾“选举”和“政权”更迭等种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把握到对台湾社会的政治发展来说更为本质性的脉络和特征。</p>
<p align="center"> （一）</p>
<p> 台湾政坛以及政党人物甚至部分学界被泛意识形态化的氛围笼罩着，他们自设思想牢笼，以自由、民主自诩。逢共必反，逢大陆必反。在两岸的问题，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凌驾于国家民族大义之上，故意歪曲“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对台湾民众进行误导，本来“一国两制”就是尊重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与台湾人的世界观的一种方针政策。他们却“妖魔化”成大陆要吃掉台湾，以两岸问题是制度之争、生活方式之争之类的假命题，意识形态化地抵制统一。</p>
<p> 台湾的经济当年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很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相对比较开放的经济。然而，当20世纪90年代初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农业谈判已近尾声时，台湾当局在李登辉的主导下，给台商赴大陆投资设下种种障碍。1995年关贸转为世贸，全球化的经济已明朗化，李登辉却提出“戒急用忍”这一逆世界潮流的政策，还美其名为不让“掏空”台湾。其实美国、欧洲、日本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厂房大半设在国外，这样做降低了成本、提升了竞争力，美国、欧洲、日本并没有被掏空，这样以意识形态阻碍经济发展，耽误台湾的经济转型、升级，一定程度上导致今日台湾经济的全面衰退。民进党上台后，台湾的经济更是一路下滑，陈水扁为了“救经济”，化解岛内政争，减少年底选举的压力，于2001年7、8月召开“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议”（简称“经发会”），并在8月26日达成共识，放弃“戒急用忍”，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时过3天，“经济部长”宣布要对赴大陆投资的企业实施“投资比率原则”，显而易见，其文章仍做在“有效管理”，以政治权力决定经济比例，换汤不换药。</p>
<p> 汉语拼音方案是联合国公认的，已被国际上法定为拼写、拼读汉字的唯一方案，主要用于人名、地名，本来台湾采用它也没什么低人一等，不对等的地方，偏偏台湾的一些政党人物、学界人士，慷慨陈词加以反对，要采用只用于台湾的“通用拼音”，这将给台湾的学生未来走向世界增加负担，可见台湾政党人物，泛意识形态化几乎入膏肓。 王永庆就赴大陆投资讲了几句公道话，就被骂“媚共”。坦率地说，台湾并没有几个骄人的旅游景点，开放大陆人士赴台旅游，对台而言将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其费用几乎与赴欧洲旅游同等价格），至今出于“安全考量”不予放开。再说一句坦率的话，“大三通”对台湾的好处远大于大陆，至今也不予开放，这些都是泛意识形态化在作祟。</p>
<p align="center">（二）</p>
<p> 中国传统的宗法制经变异后，仍相当程度地主导台湾社会的思维定势，尤其是中南部，这也就是造成台湾政治生态的第二个显著特点。</p>
<p> 台湾居住民80%是福建泉州、漳州移民过去的，因此他们不仅保留闽南的语言、风俗习惯，同宗聚居，一姓一“社”（自然村）也基本一样。由于台湾教育的普及、现代文明的渗透，这种影响力已不是传统的族权，发生了变异，谁有钱谁的声音大，有的还拥有“社”里庙宇的控制权（因他们的捐赠多）。而台湾民众的民间崇祀又相当入迷，这种同乡同里，信奉同一尊神明形成一个社会网络，传统的宗法制仍存在于集体的潜意识，网络中许多中、低层的选民往往听信（注意：不是听从）这些有头有脸者的话（当然加上对选民的贿选因素），这些头脸人物往往就是选举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桩脚”。选民虽然是民主投票，但不是理智的选择，“民主选举”作为社会资源，它被个体所支配。犹如当年的宗族事务被族长所垄断，直截了当地说，变异的宗法势力与当选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私相授受的关系。 </p>
<p> 宗法制是以血缘维系为特征，具有很强的地方性、自闭性，由此产生的思维定势表现在许多选民听信“桩脚”的煽情鼓动后，往往趋同狭隘的区域观念而不会做理性的判断，导致以本土化作为政治诉求。蒋经国时期的经济政策，逐渐开放的措施加上台湾老百姓的吃苦耐劳和“爱拼才会赢”精神动力，使得台湾在七、八十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并且是相当富庶的地区。但一些情绪化后的选民往往只讲后者，不提前者。众所周知，黑金政治是李登辉时期的产物，台湾媒体及一些选民讲的是“国民党的黑金”，似乎跟李登辉无关，其妻曾文惠带八千万美元的现钞到美国，被海关查获，台湾媒体和民众对此却很有容忍度。陈水扁上台，民进党执政，由于过度地谋求政党私利、个人权益，政治、经济搞得一塌胡涂，成为在野党攻击点，但由于民进党具有较强的“草根性”而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他们却认为“歹仔（坏孩子）也是自己生的”，表示还是会投民进党的票，其宗法制的狭隘情感已制约了他们的判断力。</p>
<p> 宗法制衍发的区域性、封闭性观念必然产生短视、排外，这种“自闭症”使部分民众产生一种缺乏对世界、两岸局势审慎长远的考虑，只关心目前，满足于台湾现状的“草头王”心态，喊着“民主”却容不得不同意见。“第四核电厂”问题激化后，南部坚持“废核”的有些人甚至想组织北上搞类似当年漳、泉人的械斗，这就是宗法制在政党政治条件下诱发民众情绪化的明证。</p>
<p align="center">（三）</p>
<p> 政坛的纷争绝大部分围绕着政党的利益和个人的私欲是台湾政坛生态又一特征。</p>
<p> 台湾政治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接二连三的“选战”，不管是政党，还是个人均把当选的多寡与能否当选作为他们唯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一切回报都体现在选举的结果，所以，各政党、政客都把争取选民手中的选票，作为他们行动的目标，尽可能地迎合所谓“主流民意”。他们一方面要引导选民，另一方面却要揣测选民的意向。因此，台湾有五花八门的民调，不断的民调以了解民众的政策认同；不断的民调导向民众的价值取向。台湾的政坛多有政客，少有政治家。他们虽也说在同一政治理念凑合到某个政党的麾下，但实为谋求私利的幌子，作秀的舞台，那怕“肢体抗争”也是一种表演。参选人的目的是看中政党拥有的资源和在该党中自身发展的乐观预期而加入，希望得到提名参选，可以得到党的补贴、支持，当选的机率较高。一旦得不到意想的提名，即翻脸退党，以无党籍竞选。这在西方所谓政党政治体制的国家或地区，是罕见的。</p>
<p> 当年的“党外”人士组成民进党，他们似乎有共同的目标，相同的政治信仰，其实从一成立就派别林立，党内争斗的肇因认真分析便可一目了然，均在谋求扩大山头的地盘和个人的发展空间。“党主席”和“中常委”走马灯似的更换便是明证。陈水扁竞选连任台北市长失败后，即食言，撕毁与许信良的约法三章，杀回党内，逼走许信良，取得提名“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期间还出演一出“众人劝进”“黄袍加身”“勉强出马”的闹剧。1993年，赵少康等人受李登辉的打压，愤而退党，仿效其时的日本政坛，组成“新党”，那些人也似乎有同样的理念，开始也轰轰烈烈，不少人认为它不可能成为大党，他们的倾向作为筹码却可能左右国民党与民进党。遗憾的是时隔不久，各从个人得失出发，纷纷退出，各奔前程，落得如今的新党有成泡沫党的危险，在为5%的门槛奋斗。泛蓝军整合，共推连战、宋楚瑜为正、副“总统”候选人，说要团结一致，但竞选班子内的互相抬杠、争权夺利不也叫陈文茜看不下去。泛绿军里，民进党对台联党处处提防、貌合神离、相互猜忌，时而振臂高呼，相互拥抱，时而恶言相向，暗中较劲等等都说明台湾的政党缺乏公共责任感，个人的机会主义与政党的机会主义交互作用，彼此利用（有时政党也需利用一些个人的名望），为利而合，为利而分，不必对他们信誓旦旦的话太予认真，需要深入分析的是他们将获取多大的利益，从而判断他们的行为取向。许信良不无感慨地说：“我觉得台湾领导者，从来不是在领导人民，而是利用人民的历史情感和错误认识，谋求本身的政治利益。”</p>
<p> 台湾政党的格局今后仍将沿着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瓜分，资源的流动脉络，进行政党的再分化，再组合，预计不可能出现英美式的“两党制”，出现的应是类似日本政坛的政党政治格局，这当然也是由东方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的，纵观政党政治在东方的发展，尚未在任何地方出现有“两党制”格局的迹象。</p>
<p>台湾的政党政治体制的超前与民众意识、民主土壤的相对滞后，产生了西方思想家很忌讳的“多数人暴政”，其间巨大的落差产生了上述与民主政治制度不相适配的显著特征，加之两岸问题这一难以摆脱的统独取向的现实考量，致使台湾人民饱尝了所谓“民主成就”的恶果。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民众理性意识的逐步觉醒，这些特征正渐趋弱化，但它们在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仍将对台湾社会构成巨大影响，这些特征是我们在对台工作中必须加以重视的，也是我们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做好台湾人民工作所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p>
<p>（本文作者之一陈正统系全国政协委员）</p>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