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情党情国情深刻变化，党在一些领域的核心作用削弱，党的政治功能需进一步加强。主要存在“三化”的问题：一是领导核心功能退化。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一些基层党组织思想跟不上，缺少话语权，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跟”。一些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懂不会的问题比较突出，进入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当不了带领群众致富的“排头兵”。二是政治引领意识弱化。有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执行不严，党员长期听不到党的声音、得不到组织的温暖，“党员不党员，就差两角钱”。部分党组织组织生活形式单一、内容枯燥，教育方式一刀切，活动内容一锅煮。三是凝聚群众能力虚化。一些基层党组织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与群众共讲一口方言，却没有共同语言。部分基层党组织经费保障不足，服务平台不全，服务设施不够，服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2、社会职业分工日益细化，党在新兴领域的有效覆盖相对薄弱，党的工作领域需进一步延展。主要存在“三难”的问题：一是覆盖难有效。个别地方片面追求组建率，一个联合党组织覆盖几十个非公企业，工作难协调、活动难开展，实际上“联而不合”。少数新建党组织内生动力不足，成为“流沙型”党组织，“建了散、散了建”。有的村、社区经过区划调整后，党员数量成倍增加，但党支部没有及时升格，一个支部管理200至300人，管理起来往往力不从心。二是管理难跟进。有的地方虽然在务工党员较集中地建立了流动党组织，但人员配备不到位、党员活动难组织，党组织成了“空壳”支部。一些分公司、子企业的党组织，上级管理鞭长莫及，地方指导力度偏弱，存在“能管着的看不见、能看见的管不着”问题。三是关系难理顺。一些社会组织“一个机构、多块牌子”，业务主管和挂靠单位多，党组织管理责任不明确，出现挂“空挡”。有的营业收入超百亿元、党员超千人的大型企业，党组织关系隶属乡镇、街道，有的还归村、社区党组织管理，导致“小马拉大车”。
3、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基层任务越来越多，党务工作岗位缺乏吸引力，党的工作力量需要进一步优化。主要存在“三个不足”的问题：一是源头不足。农村空心化、党员老龄化趋势明显，2016年底全省农村60岁以上党员占46.1%，初中以下文化党员占72.6%。随着党员发展指标的大幅缩减，有的村、社区党组织发展党员“三年轮一个”，致使村、社区党员干部队伍后继乏人，党组织书记选举陷入“能干的不想干不愿干、不能干的想干又干不好、选上的想干不会干”的怪圈。二是能力不足。一些企事业单位把机关党务工作岗位作为照顾性、安置性岗位，党务干部知识陈旧、专业偏窄、年龄老化问题比较突出。部分事业单位、“两新”组织、学校无专职党务干部，抓党建研究不深入、精力无保障，党建活动一般化、格式化、娱乐化比较严重，一位“两新”工委书记说抓党建“体制内的配不齐，体制外的没人干”。三是动力不足。社区工作事务繁杂、矛盾多、难度大，但待遇低、发展机会少，“收入不如打工仔”，南京某城区一年流失了50名社区基层干部。一名县委书记说，“村干部要是一个月拿千把块的工资，我批评他们都没有底气”。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普遍存在“天花板”问题，近年来考录为公务员、选拔进入乡科级及以上领导岗位、选拔进入事业编制的不到1%。
4、社会治理体制深刻调整，基层党组织权责不对称，工作手段和任务要求不匹配，党的工作体制需进一步理顺。主要存在“三个不到位”的问题：一是党建责任不到位。虽然各级党组织制定了党建责任清单，但不少人习惯认为抓党建是一把手书记的事，行政领导抓党建主动性不够，专职党委副书记抓党建的责任没有很好落实。个别地方党建述职评议走形式，述得“轰轰烈烈”，评得“头头是道”，会后却一述了之、一评完事，问题“涛声依旧”。二是减负政策不到位。虽然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开展了专项整治，但农村、社区挂牌多、台账多、检查评比多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基层反映比较强烈。社区承担大量公共管理服务工作，“官小事多”“权小责大”，一名社区书记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个蛋，谁拽得紧就跟谁转”，只能疲于应付。三是管理手段不适应。很多同志反映，基层党建工作没有搭上“互联网+”快车，信息化管理手段比较滞后。一名机关党委书记说，“现在几个亿的合同都能网上签，为什么一个简单的组织关系还要层层跑，有的让党员跑个7、8趟？”在职党员进社区缺乏相应考核手段，“进与不进、进多进少一个样”，没有刚性约束，久而久之沦为一个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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