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管理社会与社会管理的区别

    2011年 2月份，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加强社会管理与体制创新的八点意见；此后，各地纷纷成立社会管理与体制创新办公室或领导小组。11月中旬，广东宣布八类社会组织可以不挂靠单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迈出实质性步伐。
    社会管理不同于管理社会，两者在条件、主体与客体等方面差别重大。管理社会是以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为条件，以国家为主体来规制“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工业化，以政治动员为手段，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政党来推动建设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单位制与人民公社制为基础的社会体制。这有利于克服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实现了“组织起来”的战略目标。但是其弊端也很明显，国家把社会纳入政治设计中，片面强调政治的力量，而忽视乃至湮灭社会的自发秩序，最终导致社会自主性的丧失，被吞并到国家的母体之中。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放权的过程。首先是政党向政府放权，来提高行政效率，充分发挥技术官员的能动性。党的领导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不再强调一元化领导，而主要是在政治方向与政治原则上领导。其次是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地方大胆进行体制创新，为改革开放闯出一条路。这两种分权的现实效用非常明显。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密切相关。如果没有以分权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不可想象的。
    正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一样，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渐进式进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改革中问题逐渐显现，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诚信销蚀、腐败严重以及公民表达渠道不畅通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继续渐进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尊重社会的自主创新和自发秩序。这就从根本上要求，政党与政府逐渐向社会放权，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适当引导社会自发秩序，形成强国家与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应当看到，中国政治正在逐步向这一目标迈进。党的十六大提出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十七大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职能转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样，政府相对退出而留下的空间，必须由社会组织来填补，以免造成治理真空和无政府状态。这为从管理社会向社会管理的范式转换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社会管理其实质是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其形成条件就是政府向社会分权，以及政府与社会间良好互动。在全能体制下，表面上每个人都被组织进了单位和人民公社，但相对于全能主义国家而言则都是孤独的“原子人”，因为单位和人民公社只是政治权力的延伸或实现，而缺乏自主性。社会管理体制下，公民相互间自主互动，为实现自身利益和社会公益而组织起来，能够具有按自己意志行动的能力。这样，公民就不是孤独的“原子人”，而是相互间自主互动的“分子人”。人是非常复杂的存在，他既有关注自身利益的私心，也富有关注他人的同情心，“大公有私”。健康的社会体制设计，应符合基本的人性假定，它既要鼓励人们合理追求自身利益，又要鼓励人们同情他者，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社会管理体制，就是符合于这种人性的制度设计。社会自我组织既鼓励个人参与组织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承认以组织的方式来从事社会公益。公与私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调整合理，就能达到双赢的效果。中国的传统的公私之辩，乃是相对于最深不可见的人的内心世界，没有国家与社会分化的条件，这样的争论其实不过是空对空。而社会管理则构筑了公私之间可以预见的物理空间，我们不必假设每个人都要修炼成大公无私的圣人，只要守住作为公民的底线，就能成为社会组织的合法成员，具备行动的基本能力和道德感。
    社会管理创新既要重视城市中产阶级的参与精神，也要逐步培养农村村民的参与意识。诚然，从经验上看，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但也不要忽视农民的创造精神。在中国，缺乏农民参与的社会管理创新是没有行动力量的。城市中产阶级在近年来的社会活动中，比如汶川地震中公民志愿组织的行动力量、推动环境保护理念与行动、救助失学儿童、业主维权等方面都发挥先导型的作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方面。但是农民的自我组织也不容忽视。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空洞化现象极其严重，如果不能有效地让农民自我组织起来，那么社会管理创新就缺少关键环节。因此，社会管理创新也应该推动农村基层组织的自我发展与自我管理。无论市民还是农民都是国家公民，绝不应以身份特征而使社会管理的主体狭隘化。
    公民只有在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中，才能自觉地践行公民精神，培养社会责任感。公民在公共领域行动，仰赖于个体的卓越与公共空间的敞开。公共空间如同舞台，而公民在公共空间行动亦如同在舞台上表现，公众能够看到和听到公民个人的声音和行动，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而公民也只有借助于这样的舞台，才能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就是在这种社会自我组织和行动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的。只有这样才能破除那种“有家无国”的小农意识，“有私无公”的自我中心意识，逐渐培养起公共意识与参与观念。社会管理理念与体制创新就从根本上开显了公民行动的公共空间。没有公共空间的社会行动，是不可想象的。那些猝然开放空间的国家所带来的暴乱，应引以为戒。有序参与才能改变，不参与永远不会改变。
    从管理社会向社会管理的范式转换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长时间的努力，要在不断的试错与调整过程中，在逐步改良中逐渐使社会向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只争朝夕的精神固然可嘉，但改良的智慧也同样需要；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短、平、快”，而是“慢”与从容。 作者：郑维伟 来源：学习时报

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考与实践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近年来，我国已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但同时，社会也在加速转型，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日渐增多。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一项全新的重要工作。在实践中，青岛市城阳区以推动科学发展为基础，以改善民生为依托，以体制机制建设为重点，以现代科技手段为支撑，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探索建立富于时代特征、符合区域实际、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管理新体系。
　　一、管理只是手段，服务才是根本。社会管理，归根到底是要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因此，在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必须把显著改善民生作为依托，寓管理于服务，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让群众充分就业。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和谐之基，着力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全年新开发公益性岗位达到4000多个，统筹城乡就业3万人，充分就业社区达到81%，成为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示范区。
　　增强社区“有钱办事”能力。深入实施“一村一策”富民强村工程，不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持续加快经济薄弱社区集体增收步伐，社区集体可支配收入全部达到50万元以上，成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区。
　　让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助、住有所居。全区城乡居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60岁以上独居困难老人实现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困难群众、困难职工、困难学生、贫困残疾人救助实现全覆盖；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城镇中低收入居民和外来就业创业人才的住房保障实现全覆盖。医疗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完善，被评为“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省级示范区。
　　加快建设新型社区、幸福家园。以社区中心建设为抓手，以服务半径2公里为标准，构建区、街道、基层片区三级社区中心网络，实现了管理无盲区、服务无真空。依托社区中心，配套建设室内外运动健身场所和文化设施，统一建设综合服务大厅，建立快捷的家政服务网络，搭建起“零距离”便民服务载体。
　　兴办人民满意教育。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入实施，教育经费、师资力量等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薄弱学校的倾斜力度不断加大，全区市级以上规范化学校比例达到81.8%，成为全国家庭教育、社区教育、青少年文明礼仪教育示范区。
　　加快“文化城阳”建设。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开展，文化惠民工程、市民素质强化工程卓有成效，市民节、民间艺术节等节庆活动反响热烈，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区。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立起社会治安、信访稳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流动人口网格化管理机制，社会治安稳步改善，成为“平安山东”建设模范区。
　　二、社会管理是对全社会的管理，也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管理。社会参与程度越高，管理成本就越低。因此，在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必须把体制机制建设作为重点，激发全社会的参与热情，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城阳区从优化服务着眼，牢固树立群众至上、服务优先的理念，着力在体制创新、机制完善上下工夫，逐步构建起制度管人、流程管事、权责一体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创新基层管理体系。在青岛市率先推行片区“大党委”管理模式，构建起以片区“大党委”为核心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有效保持了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创新组织管理体系。大力推行“1+X”党群共建模式（“1”即以党组织为核心，“X”即依托各级党组织引导群众成立各类自治组织），灵活设置单位型、片区型、行业型、流动党支部等多层次、多类型党组织，形成党群共建联动机制，将党群工作覆盖、影响到社会各层面和工作各领域。
　　创新行政管理体系。建立起全过程控制政务管理平台（OA系统），把事关全区发展的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全部纳入OA系统，将责任落实到人、时限细化到周，动态管理，行政效能得到大幅提升。
　　创新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建成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电子监察综合平台，对工程招投标、土地招拍挂等交易环节实行公开操作、透明运行，对行政审批事项、重点项目和专项资金实施同步监察、全程监管，实现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三、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以现代科技手段为支撑，着力提高协同能力和调控能力。城阳区运用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深化社会服务管理领域的数字化建设，加快打造“智慧城阳”。
　　建立城市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全区网络资源，建成开通“爱城阳”老秘网，打造“一站式”门户老秘网群，推行互动式在线管理服务，实现了政策信息网上发布、审批事项网上报批、便民服务网上供给，构建起“网上数字城市”。
　　建立党政群交流互动平台。通过“书记网络专线”、“我与区长话民生”、网络在线问政等渠道实现了党委政府与群众的全方位沟通互动，打造“真情沟通，文明同行”的网络文化品牌。
　　建立城市智能管理平台。构建起数字城管、智能交通、卫生信息化管理、智能应急指挥系统，城市运行的效率和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作者：孙立杰